1268万份餐盘数据：校园午餐的城乡差距，不只是钱

控制收入之后，农村的有机与全谷占比反而更高

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者从校园食品登记平台取出24个月、3894所学校、1268万8008条菜品记录，按县市-月份做面板分析。四个维度走出了四种城乡模式：植物优先供应稳定地”城高乡低”，农村比都市低0.649个百分点；但有机（农村高4.564个百分点）与全谷（高2.872个百分点）一旦控制县市收入，农村劣势不但消失，反而反转成优势；加工菜则集中在低收入、人口密度高的县市，而不是农村。

如果你想判断校餐改革有没有用，看城乡差距有没有收窄

如果你在关注或参与学生餐改进，建议把评价口径换一下：不要只看整体平均分有没有提高，而是分城乡、分维度看差距有没有缩小。植物优先、有机、全谷、加工菜是四个不同的战场，用同一套平均值评价，很容易掩盖真正没改好的那一块。

农村校餐没输在有机和全谷上

“城乡差距”这四个字，很容易让人默认农村样样落后。但这份覆盖1268万条菜品记录的分析给出了一个更细的画面：农村学校在有机和全谷上反而更高。

你上一次看学生餐是什么时候

你上一次认真看孩子的午餐，是看菜名，还是看它从哪来？”有机”和”全谷”这两件事，恰恰是最容易被”农村条件差”这个印象挡住的。有些优势，被收入的差距藏起来了。

1268万条记录，3894所学校

四个维度，四种城乡方向：研究取用中国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校园食品登记平台的24个月数据（2024年5月至2026年4月），覆盖22个县市、3894所学校，累计1268万8008条菜品记录。研究者构建了四个占比指标：植物优先、有机、加工、全谷，并按县市-月份组成418个面板单位做分层回归。

植物优先稳定地城高乡低：植物优先供应呈现稳定的”城高乡低”梯度：相对都市县市，农村的系数为负0.649（P＜0.001），近郊为负0.496（P＜0.001）。加上社会经济变量后，这个差距大约缩小一半，但并没有消失。这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地理落差。

有机与全谷在控制收入后反转：有机与全谷呈现另一种结构：控制县市可支配收入后，农村的有机占比高出4.564个百分点（P＜0.001），全谷高出2.872个百分点（P＜0.001）。研究者把这种形态称为”抑制效应”——农村本身具备的供应能力，此前被收入差异盖住了。不是农村做不到，是收入把差距显影出来了。

加工菜集中在低收入高密度县：加工菜的分布又不一样：在控制收入与人口密度前，农村系数不显著；控制之后，农村变为负0.236（P＜0.05），近郊为负0.303（P＜0.001）；而收入越低（系数负0.477）、人口密度越高（系数正0.121）的县市，加工菜占比越高。加工菜更像一个”都市低收入”现象，而不是农村现象。

一项旧试点留下了七年痕迹：研究还发现，2017年的一项可追溯食品试点政策，在其向中国台湾地区全面铺开七年后，仍对有机采购留有可测量的影响。制度留下的痕迹，比一次活动的持续时间长得多。

落地还取决于学生的接受度：另一篇综述把范围从”供了什么”推到”吃没吃下”：研究者筛出25篇核心文献，按供给—获取与选择—摄入—浪费这条路径重新组织评价框架，发现感官适配对”接受度”只有中等支持，菜单改良、浪费反馈、教育信息、学生话语权、可负担性与治理等环节多为有限支持[来源：Beyond the menu: how student agency, cultural acceptability, and equity shape realized sustainability in school food environments]。而政策端的支持相当稀少：一项对美国50个州与哥伦比亚特区的政策梳理发现，只有3个辖区（占5.9%）在全州层面明确支持植物基餐食[来源：State-Level Promotion of Plant-Based School Meals in the United States: A National Policy Review]。换菜单容易，让人愿意吃、吃得下、不浪费，才是后半程。

农村有机加4.564，加工减0.236

植物优先：农村 −0.649（城高乡低）→ 有机：农村 +4.564 → 全谷：农村 +2.872 → 加工菜：低收入县市 −0.477、高密度县市 +0.121。四个维度，四种诊断，混在一起就看不出来了。

看差距收窄，别只看平均值

1 校园午餐的城乡差距不是一个方向：植物优先确实是城高乡低，有机与全谷在控制收入后农村反而更高。

2 加工菜集中在低收入、高密度的县市，提示干预目标应该按维度分别设定，而不是笼统地”帮农村”。

3 这是面板数据分析，只能说明关联：菜品记录是采购与供应的记录，不等于学生实际吃了什么；县市层面的收入与密度也是聚合变量，无法替代个体层面的因果推断。

面板数据只能看关联

① 数据性质：菜品记录反映供应端，不代表学生实际摄入量。
② 聚合层级：县市层面回归无法推断个体行为，生态学谬误风险存在。
③ 变量控制：收入、农业就业等宏观变量只能部分代表社会经济结构。
④ 政策识别：2017年试点的残留效应基于时间对比，难以完全排除同期其他变化。
⑤ 区域适用：结论基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登记平台与供餐体系，迁移到其他地区需重新验证。

参考资料：Wang H M, Wang J H, Wu K C. Urban–Rural Disparities in School Lunch Food Composition: Evidence from 12.7 Million Dish Records in Taiwan’s National School Food Registry. Nutrients（2026）. https://doi.org/10.3390/nu18172871；Xing L, Wu X. Beyond the menu: how student agency, cultural acceptability, and equity shape realized sustainability in school food environments. Frontiers in Nutrition（2026）. https://doi.org/10.3389/fnut.2026.1956116；Modak V, Karthikeyan A, Sorajja N, et al. State-Level Promotion of Plant-Based School Meals in the United States: A National Policy Review. Nutrients（2026）. https://doi.org/10.3390/nu18152556